《傅雷别传》读后感

　　找了本傅雷传记，了解书信以外的他。

 

　　1908年4月7日，傅雷出生，初啼洪亮，似带怒气，取名怒安。四岁时，父亲遭受冤狱，不久病死，他自小就未尝父爱。两弟一妹相继死去，母亲用残酷、非人xing的方式督促他学习，想他日后出人头地、为父洗冤，但也剥夺了他的母爱。再加上为躲避邻里的鄙视，数次搬家，傅雷的童年几乎没有好友，充满了痛苦的回忆。

 

　　1927年，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傅雷决定出洋深造。去国前，在母亲安排下，与小他5岁的远亲朱梅馥订亲。在法国，苦读了半年法文，考入巴黎大学，主修文艺理论，并结识了刘海粟、刘抗等“文艺青年”。朋友眼中的傅雷，热诚、直爽，喜欢争辩、万事要探究出个道理，忍耐xing很差、脾气相当暴躁。在巴黎，他结识了同样钟爱艺术的玛德琳（Madeline），双双坠入爱河。和她在一起的日子里，傅雷研读罗曼·罗兰所写的莫扎特、贝多芬传记，开始把音乐作为一生的兴趣。年轻异xing的爱，帮他“破茧而出”，摆脱了童年的阴影。傅雷决定解除国内婚约、向玛德琳求婚，但她只要爱情不要婚姻的态度，使得这段感情无果而终。

 

　　傅雷转而在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里寻找慰藉。尤其是莫扎特，其精神气质与中国人何其相似，物质匮乏与精神折磨均无法压抑他心灵深处的欣悦，一如颜回“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留法期间，傅雷还用业余时间翻译了丹纳的《艺术哲学》。
 

 

　　1931年9月，傅雷未拿到文凭便回国，应刘海粟之邀加入上海美专，中间因与世俗社会互不相容，两度辞职，退回书斋，专事翻译。傅雷是理想主义者、怀疑主义者，但“他的内心有许多可怕的妖魔，也有正义的天使”，苛求完美，又无端敏感，一生知己寥寥。

 

　　1932年，傅雷与朱梅馥结婚。1933年，母亲去世。1934年，长子傅聪出生，而他译好了罗曼·罗兰的三大名人传记《贝多芬传》、《弥盖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并将美专授课讲义编成《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1936年，傅雷在调查龙门石窟保护状况时，结识了“笑里有灵光／罩住了离人——游魂”的汴梁姑娘黄鹂。黄鹂奉春光院妈妈之命，照顾病中的他，顺便留宿收钱。孤寂的傅雷，怀着微妙、复杂又有点冒险的心绪，接受了她的存在但未越界，两人一夕畅聊。那一晚，像极了白居易1120年前在《琵琶行》里描写的情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937年，傅雷责怪美专主事者刘海粟对待才华横溢的同事张弦不公，一怒之下，与之绝交。1938年，次子傅敏出生。抗战期间，傅雷选择留在孤岛，足不出户，译完了四大册、一百多万字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其间唯一的活动是1943年为80岁的黄宾虹办画展，向艺术家致敬。

 

　　1938-39年间，傅雷第二次陷入情障，爱上了美专一位学生的妹妹，彼此疯狂地追求。梅馥异常包容，竟将伊请到家里做客，半个月里天天来，不是谈话唱歌就是交换信件，直到有一天，傅雷幡然醒悟，踩了刹车——自我纠正一下，《傅雷文集（书信卷）》中梅馥1957年写给傅聪信中所指的，乃是这一次（傅聪、傅敏当时分别为五岁、两岁，与信中描述吻合），而不是此前洛阳的那次。

 

　　傅雷虽不会弹琴画画，但有着极高的艺术鉴赏力。他激赏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却批评她的《连环套》。张爱玲当时不以为然，多年后才认识到傅雷评价的中肯。傅聪3岁时，傅雷就发现了他的音乐天赋，但从贝多芬等大师的经历中，他知道音乐之路充满磨难。直到傅聪7岁半，展现出了成为大家的潜质，才让他学琴。解放前夕，傅雷举家搬至昆明、香港，1949年底才回到大陆。因为对新政权有成见、不了解，婉拒了在北京教书的建议，宁愿南下当一名“自由职业翻译”，以维持人格、经济上的独立。他以稿费为生，翻译了巴尔扎克、伏尔泰，重译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雷垣、李蕙芳、梅·百器（匈牙利籍）、勃隆斯丹夫人（苏联籍）等老师调教下，傅聪崭露头角。1954年，政府送他去波兰学琴，准备参加次年的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自此，父子开始鸿雁往来，傅雷身上的父xing开始觉醒。经过苦练，傅聪不负众望，获得第三名加玛祖卡奖的好成绩，为祖国、父亲争了光。在亦曾留法的诗人将军陈毅的治理下，上海面貌一新。渐渐地，他xing格开朗了，与人能相处了，1956年响应“百家争鸣”号召，热衷于各种社会活动。1957年3月，他在中南海怀仁堂亲耳听到了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看到了毛最好的一面，由此热心帮党整风。不想一年后，风向突变，当时的慷慨建言成了他的“罪证”。但年届50的傅雷宁折不弯：承认“不满”，却否认“攻击”、“反对”共产党；不在乎因言获罪，却不承认自己的看法“无中生有”——由此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远在波兰的傅聪，收不到家信，等来的只有文化部的调令，担心回国后无法实现音乐理想，于是选择去了英国。或许是顾忌傅聪在西方音乐届的盛名，有关方面没有把傅雷像其他“右派”那样流放戍边，傅聪的“叛逃”无意中救了父亲的命。终于，“文革”来袭。1966年8月底，红卫兵闯进了傅雷夫妇平静的小院，进行了三夜四天的抄家和盘问。一贯教育子女“威武不能屈”的傅雷，于9月3日晨服毒自杀；两小时后，梅馥悬梁自尽。(星辰美文网wwW.mEIwen1314.CoM)

 

　　这是本用心写作的传记，从中可以看到傅雷xing格的更多侧面，更深地理解那些书信背后的故事。同时，和近期读过传记的另两位大家相比，更能体会傅雷身上的“幸”与“不幸”。

 

　　其一，傅雷在五百多万言的译作中介绍了西方文化，在数十万字的家书中阐释了东方精神。可惜的是，一生担当欧洲文化“接生者”（deliverer）的他，自己却未获拯救（delivered）。另一方面，同是翻译家，傅雷却比穆旦幸运，饥荒和“反右”期间尚有海外骨肉的钱物接济和名声保护，“文革”伊始便一死了之，躲过了史无前例的浩劫，不用“活受罪”。

 

　　其二，傅雷是极热烈的人，胡适是极冷静的人，但两人在国将不国的危亡之际，都选择了和平主义和不抵抗哲学，颇值得回味。两人都依照父母之命，在留洋前订了婚。此后都遇到过soulmate，但最后都选择了原配。不同的是，江冬秀近乎文盲，对胡适的学问兴趣全无；朱梅馥知书达理，把傅雷当作偶像崇拜。如果说，胡适的成就是despite江冬秀，那么，傅雷的成就则是acreditto朱梅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