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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800字

2019-08-04 21:02:06   作者:黑火白烟

  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生活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苟且。
 
  两个极为相似的句子,没什么波澜壮阔,也没什么引人深思的道理,但是却传播极广。因为这两个相似的简单句子,精准到可悲地描述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这个绝大多数当然不只是包括我们,就算是远在明朝万历年间,乃至于更遥远年代的古人们,也依旧跳不出这个大多数。他们穷其一生所做的,可能就是在自己的诗和远方以及眼前的苟且中,寻找一个可能从来都不存在的平衡点,以此慰藉自己,从而能在明朝混乱的官场中求得一席之地,而又不必被自己的良心所谴责。
 
  万历年间的首辅申时行可以说是明朝多数官员的典型之一,这位在当时位极人臣权同宰相的大官,历经了各种风,从内阁的末尾爬到首辅的位置,期间艰辛不必赘述。按理来说,一个曾经高中状元的内阁首辅,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存在,总该是个很威风的人,但是这位首辅跟他的前任,前前任,前前前任比起来,真是一点都不威风。而因为提拔他的前任首辅张居正在当时的名声已经臭了,因此这位首辅岂止是不威风,甚至是有点卑微。
 
  申时行的历史风评不太好,他在位期间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和稀泥,而这也构成了大多数人对他的看法,大不认为这位首辅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功绩,以至于很多人都对这位状元持轻蔑的态度。但事实上,一位状元怎么可能没有一点能力?申时行虽然看上去没什么政绩,但事实上,对于当时的官场,他看得很透彻。至少这位任期达八年半之久的内阁首辅,对于当时多数官员的心理状态是了如指掌的。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申时行并非是一开始就是个和稀泥的和事佬,曾几何时,他也怀有打造一个“万历之治”的理想,但是受到皇帝无心礼教,满朝上下都只顾着打着道德理想的名号满足一己私欲的打击后,他的追求终于变成了最低限度的“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对于如何达到这个最低标准,申时行提出了一个理论,也即是官员的“阴阳”,“阳”指的是官员的理想,而“阴”则代指官员的私欲,放在现在,也就与诗和远方以及眼前的苟且有些异曲同工之妙。他指出“阴阳”同时存在,而不论通过任何手段都不可能消灭其中的任何一方。对官员们的本质做了如此简洁而形象的描述,不能不说他对官员们的心理有很深的了解。他通过这个学说得出了一个结论,达到这个最低限度标准的手段,就是调和阴阳。表现出来,就成了“和稀泥”。
 
  申时行的这种发现放在当时可真是一顶一的前卫,他敢于把这种东西说出来实在不失为一种勇气。他对官员的了解之深,无愧于他首辅的名号。应该说他其实发现了自己应该使用的方法,但最后,他的行为却变成了和稀泥,几近是单纯地去满足所有官员的私欲,或是将这种私欲引导向其他的地方。专注于“阴”而不能很好地发展“阳”,专注于眼前的苟且而最终忽略了诗和远方。使得他的行为只能是将隐患埋藏起来,留待他被迫卸任之后一并爆发,表面看起来他的任期风平浪静,但在水面下潜藏的暗流却在一天天地积蓄力量等待着有一天闹个天翻地覆。
 
  申时行自己并不自知,确实,当时看上去他很好地调和了阴阳,在远方和眼前之间找到了所有人都喜欢的一个完美的平衡,他好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也就能躺在自己的“远方”自我陶醉。可我们后人再看历史,细细思索,他的卸任,如何不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呢?
 
  申时行的例子,其实可以套用在当时的很多官员身上,他们往往以为自己将事情处理得天衣无缝,认为自己站在大义的一边,站在仁义道德的一边,享受着到达“远方”所带来的愉悦。他们没有想过,“远方”真的是那么容易到达的吗?“远方”真的是可以到达的吗?可惜,申时行本来已经站在了突破这个温柔乡的门槛边上。
 
  申时行代表着蒙蔽自己的大多数。虽然连首辅都沉浸在看似是“远方”的“眼前”之中,但当时的明朝官场或许并不是没有人做到在“远方”和“眼前”之间找到一个最恰当合适的关系。
 
  这个人是个十分出名的民族英雄,那就是蓟州总兵戚继光。
 
  对戚继光的记载其实是毁誉参半的,虽然现在很多人会把戚继光描写成一个完人,但其实仅论操行,岂止远比不上海瑞这样的清官,就算是一般的普通官员(明朝官俸微薄到养不起家,官员弄一点化外收入养家糊口无可厚非)他也比不上。为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求得生存,戚继光会给那时的首辅张居正送礼,礼物应该是很贵重,就算是平时生活比较奢华的张居正也不好意思收太多,象征性地拿一点,然后剩下的还给戚继光,由此恐怕能够很轻易地想象出礼物的贵重程度。稍微了解明朝的人都应该知道,明朝的俸禄低得令人发指,那么如此贵重的礼物从哪里来的,似乎就无需多言了。
 
  戚继光贪了这么多,我们后世还依然把他看做民族英雄不是没有原因的,其一当然是因为他南灭倭寇,北御鞑靼,战功彪炳,其二则是他虽然贪墨,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贪墨的其中一部分实属必要,使他的过错显得小了一点。戚继光在成为总兵的过程中,张居正可谓是如日中天,国家大事虽然有张居正处理,但是在很多地方依然是乌烟瘴气。例如张居正并不反对送礼,其他的官员都送礼,就你戚继光不送,难道是不想要乌纱帽了吗?还是嫌弃自己官阶太高想要低一点?当时的中国,将才很少,几个总兵中能顶用的很少,这时为了保证自己的才能得到发挥,倭寇和鞑靼不会威胁到民众,那么送一些礼物来保证才能充足的发挥空间就情有可原了。而事实上,有了张居正的支持,戚继光确实更好的保卫了边关,而同时又没有利用张居正的信任而谋更多的私利,由此可见,戚继光即使存有一些合理的私欲,其理想是一直不变的,那就是保护民众的安全。这个才是申时行所推崇的阴阳调和,保存部分无伤大雅的私欲的同时,行正义之事。
 
  在当时紧急的军事环境下,内部的一些诸如贪墨之类的事情便显得小了,实在是火烧眉毛。当然,戚继光本人确实可能存有贪墨之心,在这里也并没有为贪墨这一行为辩护,但是史书记载他不事私蓄,那么真实目的到底如何,因为史书中很多自相矛盾的言语,也就显得不甚清楚,因此在本文中不做讨论。
 
  假如我以上的论断还是正确的,戚继光贪污的缘由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话,那么这种错误的行为就还可以原谅。而这就显示出一个在当时环境中的平衡点,也是戚继光可能相信的理论:眼前不得不行的苟且,都是为了远方的诗和光明。在迫不得已之时,为了达到真正的“远方”,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之下,便应该妥协于眼前的苟且,但与此同时,自己的眼睛应该一直看着那个可望不可即的远方,并且保证自己所做的一切妥协都有其意义,同时危害最小。
 
  朱熹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实在太远了。人既然生存在天和地之间,自然不可能事事尽善尽美。与其让一个时代出一两个存天理灭人欲的圣人,剩下的全是市井小民,不如每个人都能达到一个更加简单的标准,让每个人都保留自己的一点私欲,而大体上行正义之事。我们普罗大众,虽然要向着“远方”不懈前进,但也不该对眼前的苟且过分苛责,以至于被自己加诸的苦难折磨,从而只知道抱怨眼前,失去向“远方”前进的动力。
 
  假设能够做到存私欲行义事,可能就达到孔子所谓的“仁”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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