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老师

　　上大学的时候，只有两种课我是一定不会逃的，一个是体育，一个是语文。

 

　　那时的体育老师是北京人，身材魁梧。他好像不怎么喜欢我，即便我每节课都到场、天天帮他拎器材、期末考核总是拿95分。体育大概是所有科目里最客观的，800米跑2分40秒你不能说我不及格，定点投篮十进八你不能说我命中率差。后来我想，他不喜欢我有可能是因为我长得矮。我在校队时只打过一场比赛，同北京林业大学。他让我坐了整整四十分钟板凳，之后不给理由就把我给除名了。

 

　　于是我的篮球“职业生涯”就此终止。待到同时间入队的同学拿了北京市MVP的时候，我依然在田径场练800米，并且还是跑2分40秒。时隔近十年，回想起这件事还是觉得有点遗憾。我想，对老师而言，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和最高的道德要求应该是一样的：学生个个平等，矮子也可以有春天。

 

　　在大学里上的第一堂语文课是语用学，老师是英语学院的王豪。语用学本是门枯燥的课，但是被他讲得很有意思。王豪个子很瘦，常年顶着个光头，但他总是跟我们吹嘘年轻时他也长发飘飘过。他以前在酒吧当贝斯手，弹到二十六七岁弹烦了，扔了琴，离开了福州，跑到北大读博士。我们校园里有不少名车，王豪开奇瑞QQ，并且每逢过年便驾着它往返北京和福建。后来我在波兰，从华沙骑车去奥斯维辛，路上就想起了王豪。我有时怀疑，我和他之间的彼此认同多半是不正常人类之间的惺惺相惜。

 

　　彼时我们学校流传一个励志故事。有一个新疆小男生，高中时候与一个同班男生恋爱了，他们相互鼓励、刻苦学习、奋发向上，最后一起考上了我们学校，并且被分在同一个院、同一个班、同一个寝室。他也在语用学的课上。有一次他在睡觉，王豪走过去把他拍醒。小哥醒来之后立马转身指着教室最后的角落：“小村也在睡觉，你怎么不管她！”就在那一瞬间，我从桌子上弹了起来，上半身立得笔直。王豪振振有词道：“她那不是睡觉，是趴在桌子上思考。”我只好对着全班扭过来的所有脑袋报以尴尬的微笑。
 

 

　　所以，宠爱总是没什么底线的。而当被宠爱的时候，我就不爱提什么学生之间人人平等。

 

　　高年级之后，选过一些中文系的课，其中有胡少的中国当代文学。胡少上课很用力，他说话时，你能感觉到教室里的空气都在噼啪作响——那是一种诗人独有的jiqing，而其他诗人一般只有在追女仔的时候才会使用这种jiqing。

 

　　昨天我爸读他的《“南方”与“江南”》，留言写了四个字：美文，才子。“才子”这个词，我猜，从胡少十几岁开始，他应该已听过不下万遍。在我看来，“才子”（为了避免地图炮的嫌疑，就不说“北大的才子”了）可以简单粗暴地分为两类：一类极度恃才傲物，他们俯视世界；另一类怀着谦卑之心，对万物都予以爱和包容和欣赏，他们仰望世界。多数人是前一种，而胡少是后一种。胡少在他写的各种书评里喜欢提到“与生活握手言和”，以前我总认为所谓“握手言和”不过是“屈服于平凡生活”的一种委婉的表达、给jiqing与才气的流失安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后来慢慢发觉其实“握手言和”才是人生甚至艺术的最高境界。

 

　　上当代文学的那个学期，我买了一个尼康的单反，每天从早到晚带着它跑，上课也不例外。我坐在教室最后面，给胡少照过两张相，画质很差，其中一张照片的黑板上写着“香港的情与爱”。胡少好像很喜欢王安忆，而我总嫌她的语言有点累赘。过了七年之后，我才在从北京飞香港的飞机上第一次读了《香港的情与爱》。写得真好。

 

　　中文系的课我还上过刘虎的比较文学。那时学生之间流传一个选修课教师黑名单，刘虎高居榜首。学校资源有限，受欢迎的课都是要抢的，但作为一个懒人，我从来都不会去抢课。(星辰美文网www.meiWen1314.com)上了一学期，我觉得刘虎并没有想象中的差，于是就跟同学说刘虎的课还可以啊。然后对方说，但是他打老婆。我心想这些人真是不讲逻辑：你说刘虎讲课还行，他跟你说刘虎打老婆；你要问他为什么拼死拼活要选刘欢的西方音乐史，他就说因为刘欢歌唱得好。后来才有人告诉我，黑名单其实是按期末给分情况来排序的。

 

　　经济学院的老师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阳和平。他是美国人，出生在北京，这个名字是宋庆龄给他起的。他的父亲中文名叫阳早。阳早从康奈尔大学毕业的时候，正值二战胜利，他揣着本《西行漫记》从纽约走到了延安。后来在中国养了一辈子牛。阳和平的母亲中文名叫寒春，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早年参加过曼哈顿计划。后来陪阳早在中国养了一辈牛。

 

　　白求恩对于我这一辈来讲实在是太遥远了，而阳早一家是我肉眼看到的活生生的国际主义战士。阳和平是工农兵大学生，在北大读的生物化学。他对中国有一种发自骨髓的、甚至无原则的热爱，他怀抱纯粹的理想，坚信中国的制度优于他国、人民终将走向共同富裕。所以，共产主义到底是个舶来品，真要信起它来，西方人比中国人厉害多了。阳和平是一个好人，xiong怀大爱、xing格温润。唯一叫人遗憾的是，作为一个计量经济学老师，他的计量经济学教得不算好。

 

　　后来在港大，教计量的是王家富，在我看来，他代表了计量经济学教学的最高水平。王家富的课负担很重：每堂都要考试、每两周交一篇论文。他给我的第一篇论文作业打了50分。我立马把文章重写了交给他，他还是不满意，给我逐句点评，然后自己动手重新写了一篇给我做示范。

 

　　在整个学生生涯里，王家富的课我读得最辛苦，却也收获最大。工作后我偶尔跟他联系，怀孕时还写了封邮件给他报喜。他说祝福你，然后说：怀孕只是艰难母亲生涯的开始。

 

　　在今天来看，这是最让我感慨万千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