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之死，生前那么风光死后为什么是这样的结局

　　一代名相张居正，缠绵病榻半年以后，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在痛苦和污秽中死去。他一死，也就意味着大明王朝的顶梁柱倒了，这大厦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它倾圮塌毁下去。相府门口的卤簿仪仗，还是往日一样的阵势，但那标着“肃静”、“回避”字样的警示灯笼，已被罩以白纱的长明灯代替，沉重的死亡气氛，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在京城无风的夏夜里，丧家门前的盏盏白灯，宣告着这位曾经决定王朝命运的人物，自李善长之后两百多年来首位生受三公封号的文臣拥有“太师、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头衔的首辅张居正，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大家松了一口气，一个太强横的政治家，往往不很得人心。尽管他了不起，不见得都买他的账，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人。嘉靖进士，先授编修，后为国子监司业，旋任裕王邸讲读。穆宗即位，迁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神宗即位，受顾命，先为次辅，后连大挡冯保，谋逐高拱，为首辅至此，已十年矣。

 

　　在僧众超度亡灵的呗音中，显然早有准备的丧服，立刻派发下来，男女老幼，在死者停止呼吸的那一刻换了装，家属们一律披麻戴孝，臣工们悉皆素服青衣，默默地肃立在庭院里候命。当至亲们将死者朝服冠戴，装裹停当，然后抬至正堂设置的灵床上；司仪官一声“举哀”，阖府上下，跪地叩首，向这位大家长告别的时候，那哭声，几乎震动了京城。

 

　　神宗皇帝特派内官视殓，两宫太后着人前来慰问，并致赆仪，其隆重，其高规格，毫无疑义，这是一场备极哀荣的丧礼，对京城人来说，也是难得一见的八十四抬的大出殡场面。

 

　　死，对死者来说，是结束。但对非一般的死者来说，就未必是结束，说不定倒是无法盖棺论定的，另外一种生命形式的开始。福兮祸兮，死的人自然了无所知了，但对还活着的人，那就必然要面对的不知是好是坏的未来。所以，他那年迈的老母，他那成年的子女，尤其他那备受宠幸的年轻姨太，至少有七位，哭得呼天抢地，恸不欲生。

 

　　其深层次的原因，说白了，是恐惧，是对于明天的叵测，是对于随之而来的灾难的一种第六感觉。张居正实在太强了，强到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他特别介意的反对派，所有斗胆敢对他挑衅发难的同僚，都是不足挂齿之辈。他生前，是谁也奈何不得的强人，但身后，他再无法动用手中的权力，封住所有人的嘴巴。鬼知道明天天亮以后，这些嘴巴会吐出什么象牙来？如果这些人仅止说说，倒也罢了，肯定，耐不住还要动手动脚的。那些泣血稽嗓的亲属们，都明白这是必然要出现，必须要承担的结局。所以，这一夜，是首辅府十年来最长的，也是最难熬过的一夜。

 

　　然而，不论谁跳出来，也改变不了张居正在历史上的伟人地位。

 

　　《广阳杂记》载蔡岷瞻曰： “明只一帝，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朱元璋是开创者，有功，张居正是改革者，更有功。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若无张居正的十年改革，又苟活了大半个世纪的话，朱明江山早就该画上句号了。

 

　　他的改革，使衰败至极的明王朝得以重振雄风，他的伟大，在这里。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改革，成功者少，失败者多，独他的改革，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功，他的伟大，更在这里。

 

　　任何统治集团，只要不想完蛋，不想被人弑掉脑袋，或被人赶下龙椅，必须不停地自我完善，适应时代的进展。但是，改革谈何容易，任何政治上的、或经济上的改革措施，无论大小，一旦触犯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冒犯维护旧秩序的传统势力，一旦在权力和财富的重新分配上有所变化，你就等着罢，以上这些死硬派结合起来的神圣同盟，就会想方设法地抵制、打击、反扑，乃至疯狂镇压。

 

　　历史上很多从事改革的志士仁人，最终都被这些顽固派整得七晕八素。往远看，秦国孝公变法，国家强大了，商鞅却遭到被车裂的命运；往近看，清末百日维新，唤起民众觉醒的同时，谭嗣同的脑袋，掉在了北京的菜市口。

 

　　但张居正却是一位真正的强者，一位在中国历史上鲜有的能够获得成功的改革家。他活着一天，众人仰望着他一天，整个大明江山，在他的目光下，按部就班地运作一天，这荣光，这庄严，这不可一世，这众望所归，一直保持到他断气，保持到他下葬，保持到大约有半年工夫，大家不敢放一个屁，可见虎死不倒架的余威，如何令人凛冽。

 

　　然而，这位强人，终究还是败了，那最长的一夜里的第六感觉，应验了。

 

　　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小人，从来多于君子(俺不同意，哪里的小人不都是多于君子的)，有时候，那个做皇帝的，就是最大的小人。张居正未必不小人，但比之他辅佐的朱翊钧，他的学生，还多少逊色，这位神宗皇帝发起了这场死者缺席的审判，一定要将他必恭必敬的老师，整成一堆臭狗屎才罢手。

 

　　平心而论，张居正的死亡，是正常的，无论如何，他是寿终正寝。但张居正的下场，却有点不正常。因为死后的清算，往往更为惨烈残暴，除了对江陵张府挖地三尺，对张家老少无情灭绝之外，差一点要掘坟碎棺，将他的遗骸拖出来喂狗。所以，严格地说，这位从国子监咬文嚼字的司业，爬上首辅高位的张居正，也是属于非正常死亡的文人。

 

　　张居正活着的时候，是中国历史上除了篡位的奸相之外，唯一的连皇帝也得视其颜色行事的辅佐人物，诸葛亮何其了不起，阿斗称其“相父”，他也不能像张居正对待万历般地对待阿斗。有一次，这位首辅给朱翊钧上课，万历念错了一个字音，读“勃”如“背”，他大声吼责，声若洪钟： “当读‘勃’！”吓得皇帝面如土色，没准都尿了裤子。还有一次，神宗被小太监勾带着出宫嬉玩，惹恼了太后，威胁要废黜，另立其弟潞王。如果这位首辅投赞成票，神宗就得完蛋。张居正一边加以训厚芦一边为之缓颊，保住了万历的帝位。所以，张居正之弟去世那年，他曾经打过报告要辞职，竟然用了“归政”二字。有一次，他对他友人霓；我不是“辅”，而是“摄”，大有摄政王的意味，这些用词遣字的细微处，可见其精神上的狂妄，也可知其比皇帝还皇帝的权威。于是，这位很大程度属于特例的改革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像坦克车一路辗压过去，没法不取得成功，没法不收到成效。只有他想不到的事，没有他做不成的事。

 

　　但是，得意的人，常常疏忘的一点，上帝从来不给人百分之百，你可能什么都得到了，房子，车子，票子，位子，以及炙手可热的权力，以及火焰般绚丽的声名，以及玉体横陈的极乐世界……然而，拜拜再见，阁下却活到头了，这才是痛苦莫名。拘魂使者出现在你面前，房子带不走，票子带不走，甚至妙龄女子的一个吻，也带不走，你那曾经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的本事，在此刻只有倒气的回光返照之时，什么都等于零了。于是，眼看着你的奔驰别人坐，你的豪宅别人住，你的年轻老婆别人睡……甚至当你魂游故居，发现你太太在象牙床上，与你的候补者颠凤倒鸾之际，竟没有一点荼蔗之叹，已经做鬼的阁下，肯定后悔当初，何必把手伸那么长，什么都捞，什么都要了。

 

　　张居正同样，根本想不到，五十多岁，六十不到，正是男人的第二青春期啊，正是他如火如荼，沸沸扬扬，举国上下都得按他节拍跳舞的盛年，却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这实在是太败兴了。

 

　　万历九年(1581年)的秋天，张居正开始便血，肛门瘀肿，出现“下部热症”。不过，初初，他不甚当回事，因为他不相信死神敢来光顾他。旧时中医没有“癌症”的概念，从表象看，当然作为痔疮来治疗。按现代医学的诊断，我想他应该是肛门，或直肠部位的癌肿。其实，放在今天，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不至于马上就要了他的命的。但是，无论中医怎样精心治疗，也是肛部血污不止，毒发断断续续，病势无法好转，缠绵床榻不起。到了来年二月，他实在难以坚持朝请，更不能坐在文华殿的硬木椅子上，给万历上几个时辰的功课，只好请求“俯赐宽假二旬、一月，暂免朝参侍讲。至于阁中事务，票拟题奏等项，容臣于私寓办理”。 这位强人，相信他会很快痊愈。 然而，癌扩散以后，病情不可能好转，只有日益严重。于是，请求续假的报告递了上去，三月初九，神宗照准，同时批曰， “卿其慎加调摄，不妨(在家办公)兼理阁务。”三月十五，神宗派司礼监太监张鲸前往相府探望，张居正趴在床上感谢皇恩浩荡。三月二十七，神宗又打发文书官吴忠代他向这位首辅慰问，张居正伏在枕上叩头，激动莫名，然后上疏： “臣宿患虽除，而血气大损，数日以来，脾胃虚弱，不思饮食，四肢无力，寸步难移，须得再假二十余日。”

 

　　至此，他才觉得自己病得不轻，但认为离死尚远。凡强人，都有极强的自信心。张居正是强人中的强人，其自信心又超人一等。坚信自己，而轻易不信他人，这种独断，当然了不起，但也是他一生的致命伤。此人一生中，树立了无数仇敌，却没有交下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

 

　　五月初五，端午，是张居正的生日，神宗惦着这位首辅和老师，派司礼监太监孙隆送去节礼和赏赐。这时，病人膏肓，沉疴难治的他，终于明白，一时半时是好不了的了，于是，作出决断，上书乞休。

 

　　放弃权力，与要他命一样，是他极不愿意做的一件事，然而又不得不做，总请假什么时候是个头。即使在命悬一发的时候，这位权术大师还不忘测试一下神宗的信任度，他害怕长休以后，那权杖还有无可能回到自己手中。

 

　　一个离死不远，命危顷刻的重症患者，竟然有兴致玩这种勾心斗角的游戏，可见权力之异化作用，会使人格变态，心理扭曲到匪夷所思的程度。神宗很够意思，也很动感情，亲笔给他回复： “朕自冲龄登极，赖先生启沃佐理，心无不尽。迄今十载，海内升平。朕垂拱受成，先生真足以光先帝顾命。朕方切永赖，乃屡以疾辞，忍离朕耶！”接着的话，是张居正最愿意听的： “朕知先生竭力国事，致此劳瘁。然不妨在京调理，阁务且总大纲，令次辅等办理。先生其专精神，省思虑，自然康复，庶慰朕朝夕倦倦至意。”

 

　　我认为，这份手谕，对张居正来说，无疑是一帖定心丸，但对他的病情实在不利。一个患者，若是始终处于警惧的精神状态之下，生命力可能更坚韧些；一旦放松，整个肌体的防御功能便全线崩溃。

 

　　果然，六月初，不粥；六月中，大渐；六月二十日，气绝身亡。

 

　　他活得比几位差不多年龄的人，都要短命些。王世贞酗岁，耿定向72岁，李贽75岁，他享年只57岁就撒手西去，这是他绝未料想到的。说老实话，中国有许多人，在其盛时、旺时、兴头上时，绝想不到会呜呼哀哉的。什么叫留有余地，什么叫见好就收，什么叫激流勇退，在他们心目中，是不存在的。这些得意者忘了，无论你怎么强大，怎么厉害，怎么了不起，你无法改变上帝。这位活得太强硬，太傲岸，太顺风顺势，太作威作福的张居正，终于撇下他的改革大业，和他极标致、极风流，而且极其sao情的姨太太们，独自躺在棺材里，，被运回家乡安葬。 绵延十多里，纤夫近三千人的浩荡船队，朝湖北江陵进发，那威风诚不可一世，然而，这一切对死者已毫无意义。所有那些唯恐权不大，名不高，唯恐房不大，车不好，唯恐手不长，钱不多，唯恐不能像公鸡那样占有更多母鸡的争夺豪取者，多多益善者，永无满足者，绝不肯引以为戒的。

 

　　为相十年，张居正心力交瘁于改革大业，是他死亡的主因。 但是， “靡曼皓齿”，更是促其早死的“伐xing之斧”，也为史家所公认。他之渴嗜权力，他之沉迷女色，两者的欲念几乎同样强烈。权愈重，欲愈甚，在权力场斗争得愈激烈，在女人身上发泄也愈疯狂。在中国历史上，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此公对于漂亮女子，从来是不拒绝的。有一次，一位外省大员投其所好，送他一尊栩栩如生，非常xing感的玉雕美人，他自然是会笑纳的了。明代官员，工资虽是中国历代最低，但贪污程度，也为中国历代之最。张居正观赏之余，爱不释手，同时，又摇着脑袋，有一点不满足感，巡抚忙问：“大人还有什么吩咐？”张居正说： “若得真人如斯，可谓两姝并美了！”果然，这位巡抚还当真物色到一位美人，不仅形似，而且色艺双绝，送到相府，这位七姨太，遂成为首辅的床笫新宠。

 

　　权力是最好的壮阳药，明代好几个皇帝，都因贪色而亡。尤其正德、嘉靖以后，yin风大炽，整个社会充满着世纪末的气氛。享受，逸乐，奢侈，腐化，纵情，放诞，糜费，荒yin，是普遍风气。手握重权的张居正没有理由做清教徒，虽然他也很道德文章，这种官场人格的双面xing，是一点也不值得奇怪的。张居正手中权力愈大，xing欲愈甚，xing事愈剧，相府后院收编的姨太太也愈多，他的过度放荡的xing生活，使他提前走向死亡。

 

　　《万历野获篇》的作者，认为张居正的死，系由纵欲过度，药物中毒所致。另一明代大文人王世贞，也认为张居正“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结论也是死于女色，死于壮阳药。 因为妻姬众多，因为肆意yin欲，他不得不求助于药物，维持其xing能力。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篇》称，张“末年以姬妾多，不能遍及，专取以剂药”，由于“饵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据说，这是服一种叫腽肭脐(海狗肾)的媚药所致，此药服后，热发遍体，即使数九天气，也戴不住帽子。因此，万历年间，首辅不戴，百官岂有敢戴之理，京都冬天的紫禁城内，光头一片，大概算得上是一景了。

 

　　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的堕落，对这位政治家的骄奢yin逸，恣情声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的诸多败笔，略而不计。清《四库总目》·收《张太岳集》，在提要里评论他： “神宗之初，居正独掌国柄，后人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其威福自擅之罪，两俱不能相掩”。这种两分法，两点论，也是我们后来者，肯定他的改革，在历史中的杰出地位，肯定他的功绩，在历史中的伟大意义的同时，对其人格方面持保留态度的地方。

 

　　但是，历史，只记住对时代进程起到推动作用的主流和大节，张居正，毫无顾忌，放开手脚，对从头烂到脚的大明王朝，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却是难能可贵的辉煌一笔。而且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又有几个亲眼看到自己改革取得成果的政治家？

 

　　他最为人称道的大举措，就是动员了朝野的大批人马，撤掉了不力的办事官员，镇压了反抗的地主豪强，剥夺了抵制的贵族特权，为推广“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一亩地一亩地地进行丈量。在一个效率奇低的封建社会里，在一个因循守旧的官僚体制中，他锲而不舍地调查了数年，立竿见影，收到实效，到底将缴赋纳税的大明王朝家底，摸得清清楚楚，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壮举。

 

　　这次清查，从他上任伊始，一直查到万历八年(1580)，才得到了勘室的结果：

 

　　天下田数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十五年(1502)增加纳税田亩近三百万顷。这数字实在太惊人了，约计为二亿八十万亩的田地，竟成了地主豪强，王公贵族所强占隐漏，而逃避赋役的'洞。经过这一次彻底清查， “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的现象，得以基本改变，整个国家的收入，陡增几近一点五倍。十年努刀，太仓存帑积至四百万两，国库之充盈，国力之雄厚，为明历朝之最。(明史》说： “神宗冲龄践祚，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 据陈登原《国史旧闻》，载林潞(此人约与方苞同时)的《江陵救时之相论)，竭力推崇这位改革家： “江陵官翰苑日，即已志在公辅，户口呃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条列，一旦柄国，辅十龄天子，措意边防，绸缪牖户。故能奠安中夏，垂及十年，至江陵殁，盖犹享其余威，以固吾圉者，又十年也。”张居正死后，还让朱翊钧当了多年太平天子。

 

　　改革是一柄双刃剑，成功的同时，张居正开罪的特权阶层，触犯的既得利益集团，统统成了他不共戴天的对立面。所以，他死后垮台，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如同雪崩似的不可收拾，这大概也是所有改革家都得付出的代价。 树敌太多的张居正，以其智慧，以其识见，以其在嘉靖、隆庆年间供职翰林院，冷眼旁观朝野倾轧的无情现实，以其勾结大挡冯保将其前任高拱赶出内阁的卑劣行径，会对眼前身边的危机了然无知？以“夺情”为由，不奔父丧，紧攫权力不放，从而怂恿神宗对谏臣施廷杖，打了那么多人的屁股，会不感到实际上被排斥的孤独？后来，我读袁小修的文章，这位张居正的同乡，有一段说法，使我释疑解惑了。 “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 《日记》卷五) 袁中道散文写得漂亮，炼字如金，一个“挺”字，便将其独立特行，四面受敌的处境，形容出来。于是，这位骑在虎背上的改革家，显然，下来是死，不下来也是死，他只有继续“挺”下去的一条路好走。我想他那时肯定有一种理念在支撑着，他估计不至于马上与死神见面，只要不死，他就继续当首辅。只要在这个座位上，一切都可以从长计议。

 

　　但是，那些被强制纳税的地主豪强，被整肃得战战兢兢的各级官员，被旁置被冷落对他侧目而视的同僚，被他收拾得死去活来的反对派，都以仇恨的眼光在一旁盯着他，他可以不在乎。可是，那早先的小学生，现在已是初中生或高中生的朱翊钧，一天天积累起来的逆反心理，他是不能不在乎的。可他太过于相信太后的话，万历不到三十岁，不令其亲政，这位恋权的政治家，实际上也不想真的罢手，于是，视事如旧。

 

　　结果，他到底败在了这个年轻人手里。

 

　　在这场清算运动中，最起劲的，最积极的，最没完没了的，恰恰是信任或是听任他进行改革，并坐享其改革成果的万历。而最莫明其妙的，清算张居正的同时，矫枉过正，将初见成效的改革大计也推翻了。

 

　　他否定了这场改革，也就等于将已经停放在棺材里的大明王朝，经张居正十年之功，好容易撬开来，得以透一口气的棺材盖，他又给钉得死死的。

 

　　《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很简单，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实录》说张“威权震主，祸荫骖乘”；海瑞说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都有为他惋惜之意，认为他这样具有高智商的政治家，应该懂得最起码的机变韬晦之道。人走茶凉，当是不可避免，但死无葬身之地，险几抛尸弃骨，就得怪张居正太相信自己的强，而太藐视别人的弱。 强人会弱，弱人会强，这也是大多数强人得意时常常失算的一点。

 

　　张居正的全部不幸，是碰上了不成器的万历，这个精神忭急，xing格偏执，缺乏自律能力，心理素质不算健全的青年人，做好事，未必能做好，做坏事，却绝对能做坏。诸葛亮比他幸运，虽然阿斗同样不成器，但后主（“门”傍里一个“翕”）懦，始终不敢对相父说不。张居正辅佐的朱翊钧，却是一个翻脸不认账的小人。你在，我怕你，你不在了，我还用怕你？再说，冯保给外放了，太后也交权了。一拍御案，统统都是张居正的错，又能奈我何？

 

　　据说，万历不再是小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得知他的首辅府里，美女云集，佳丽环绕，不由得感慨他的老师，这把年纪，竟能如此生猛。佩服之余，也叹息自家虽为九五之尊，却得不到更多的实践机会，甚乏艳福。所以，我一直认为，万历在张居正死后，立刻翻脸，从心理角度分析，其中不乏男人的嫉妒在内。这种隐忍下来的怨恨，一旦得到宣泄，那绝对是可怕的。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强人，他之所以伟大，因为事实上只有他孤家寡人一个，以君临天下的态势，没有同志，没有智囊，没有襄助，没有可依赖的班子，没有可使用的人马，甚至没有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只用了短短十年工夫，把整个中国捣腾一个够，实现了他所厘定的改革宏图，是非常值得后人钦敬的。

 

　　张居正的改革，已成过去，他的成功和失败的教训，自然有可供后人借鉴的地方。但他那孜孜不息，挺然为之，披荆斩棘，杀出一条生路来的奋斗精神，却是更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