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今天读完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以万历十五年（公历1587年）为纵切面，通过皇帝万历、首辅申时行、张居正、清官海瑞、抗倭名将戚继光、思想家李贽的人生经历和结局，展示了一个传统的古代中国，也向我们揭示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为何谈论中国衰落，以明朝为例？因为作者认为中国衰败之症结在于以道德代替法制，中国两千年来又以明代而极。上述各代表人物或身败，或名裂，或兼有之，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种情形，非个人原因所致，是当日的制度已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纵观中国历史，每当王朝衰亡之际，史学家的归因总也离不开这几个字——政治腐败、税重民穷、官逼民反。我们也逐渐相信了“天道好还，文极必开动乱之机，由乱复归于治”的宿命论。实际上这些都是投机取巧的做法，没有人从最根本的底层制度来归结原因，当然也可能是囿于时代的限制，无法跳出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意识形态所致，纵然跳出，其言论也不为当世所容。黄仁宇先生经历甚丰，从抗战到内战，从国内学习到出国打工，从冷眼歧视到备受尊敬。丰饶的经历与博览群书使他形成了自己的“大历史观”——不囿于国别的限制，民族的偏见，时间的滞碍，以更加广大的格局，长远的目光，理智的分析来看待历史的态度。
 

 

　　刚说到先生认为我国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以道德代替法律来治理国家，使得表面上下有序实则杂乱无章。国家经济统治也过于粗泛，记录不全，治理不严。而这一切又和中国的地理环境分不开，我国是农业大国，造就了我国以小农及自耕农为经济主体的国情，这样便抑制了商业的形成，而我国又重德轻法，这样就更不会出台保护商业的法律法规，没有法律作保障，作为国家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之间联系的商业无法兴起，致使上下脱节，社会便不可避免的混乱。(星辰美文网wwW.Meiwen1314.com)所以，道德既是维系着这个混乱的社会的唯一稻草，也是形成这个混乱社会的原因。要想摆脱这种畸形的社会结构，以法代德便是解药，也是社会朝更好的方向发展的必要因素。胡适先生也有如此见地“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开始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人人都争当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都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历史的发展已经很好印证了胡适先生的话。我国治国千年的儒家思想以公为荣以私为耻，士大夫皆为儒士，满口仁义道德却尽做一些偷鸡摸狗，假公济私的勾当，且已成为官场惯例，人人知而不透，皆以厚黑处之。千余年来私心俞重，公的俞轻。西方自意大利，荷兰，英国商业逐步兴起，国家制定各项法律承认并保障人民的私有财产。千余年来，西人公德俞重，私心俞轻。

 

　　我的历史观和黄仁宇先生相投，而我的观念的形成主要得益于这几年高晓松老师和罗振宇老师的节目，后来知道大多数公知及学者看法也大抵一致。如今读罢此书，发现这种观点竟出自黄仁宇先生。或许有更早的提出者因我阅历尚浅而不知。但此书在我国学界的地位绝非一般，固推荐之。下面是摘自本书最后一段话，作为本书的总结再合适不过: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xing，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 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xing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