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王失败了，荆轲何以为春秋战国五大刺客之首？

　　战国末期，群雄逐鹿。各个国家的大臣、公子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地位，尽力地收揽人才，“养士”成为一种风气，最为著名的就是战国四公子：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齐国的孟尝君田文。在这些所养的“士”中，游侠刺客便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为其中最著名的五个刺客作传，分别是曹沫劫持齐桓公；专诸刺杀吴王僚；豫让刺杀赵襄子；聂政刺杀韩相侠累；荆轲刺秦王。
 

 

　　曹沫劫持齐桓公，我们且不说事实真伪如何，他身为鲁将，三战皆北，损兵失地，为了迫使齐国归还鲁之失地，他持匕首劫持齐桓公，达到了其目的。虽义出爱国，但不免有为己洗辱之嫌。

 

　　专诸是屠户出身，受伍子胥的指派，协助公子光刺杀吴王僚。专诸把匕首藏在鱼肚子里，借助献食的机会，刺杀成功，吴王僚当场毙命，专诸也死于侍卫人员的刀下。公子光趁机带领武士，诛杀吴王僚的亲信大臣，自立为国君，这就是吴王阖闾。阖闾于是封专诸的儿子为上卿。

 

　　专诸刺杀吴王僚，参与了吴国争权夺利、骨肉相残的内讧，不足称道。

 

　　豫让是春秋时期晋国人，为智伯的家臣，受到重视。当时晋国六大家族争夺权力，赵襄子联合韩、魏二家，消灭智伯，并把智伯的头骨当做酒杯。豫让决心为智伯报仇。他为此，乔装改扮，全身涂上油漆，吞下木炭，相貌声音都发生改变，多次行刺都未成功。最后恳求赵襄子把衣服脱下让其行刺后自杀。

 

　　豫让刺杀赵襄子，前人谓之不忘故主利禄优待而报之，不副国士之名。

 

　　聂政为战国时期人，在齐国从事屠宰。韩大夫严仲子因与韩相侠累因有仇，严仲子用金子结好聂政，为其报仇。后聂政一人仗剑进入韩国首都，刺杀韩相侠累及卫士数十人，后剖腹自杀。

 

　　聂政刺杀韩相侠累，百金障目，不分曲直，为报恩主私仇而丧生，思想境界不高。

 

　　荆轲为战国末期卫国人，著名刺客。史载他从小喜欢读书击剑，为人慷慨侠义。他在世时，秦国无比强大，其他国家都不是秦国的对手，秦国已经先后灭掉赵国、韩国，兵临燕国国境。此时荆轲正好游居燕国，在燕国谋士田光的举荐下，得到燕太子丹的重用。太子丹患秦国的强大，希望荆轲刺杀秦王，引起秦国内乱，从而合纵诸侯抵抗暴秦。后在太子丹的谋划下，荆轲和燕国勇士秦舞阳带着秦国叛将樊於期的首级和燕国地图到达秦国首都咸阳，见到秦王，行刺失败，荆轲慷慨就义。

 

　　在这五位刺客中，荆轲无疑是对后世影响力最大的刺客，荆轲行刺的意义远远大于其他四位。

 

　　荆柯刺秦王，没有为己雪耻之嫌，没有为友报仇之讥，却具有爱国家、反强暴的进步意义。关于此点，古今学者多有所论述。明人黄洪宪评析说：“当燕丹时，内无强力，外无奥援，而以孱国当枭鸷之秦，此谓卵抵泰山者也，故刺秦亦亡，不刺亦亡，故刺秦王非失计也（凌准隆《史记评林》）。人的暴力行为也难支大厦之将倾。但弱国不甘灭亡，勇士拼死抗争的爱国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此外，荆轲之所以被后人称为刺客的首领，还在于和其他刺客相比，他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情怀，图穷匕见后那种临危不惧的气概。他那扶危除暴的侠义精神和视死如归的英风豪气彪炳千古，与世长存。还有作为剑侠魁首的荆轲，既具备勇气过人和烙守信用的侠客共性，又富有深沉好书不苟生死的独特个性。

 

　　言必信、诺必诚、行必果。侠义之士的这种共性在荆柯身上表现得也很突出。强秦重兵压境，燕危在旦夕，劫持秦王，孤注一掷，凶多吉少，事关大局，因而，荆轲没有冒然应允太子丹之请。可他一旦许诺就决不改悔，千方百计为实践诺言而努力。为了取信于秦国，他设下诱惑之计，为使成功的把握更大，他私下物色了助手。为此而延宕了时日，使太子丹疑其变卦，但他始终毫无食言之意，最终不得不选择了秦舞阳为副以身践诺。

 

　　荆轲言必信、行必果的侠义性格令人肃然起敬。然而，使荆轲形象更加高大辉煌、与其他侠客判然有别的则是他深沉好书、不苟生死的个性。在人们的心目中，总觉得剑侠是性情暴烈的人物。而荆轲在刺秦王一刺成名之前，从没有见过他无谓的枉杀人的记载，反而他从不与人过多的争斗，秉赋深沉，他怀才不遇，突然受处士田光举荐而被燕太子丹知重。

 

　　这难求的恩遇，没有使他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发一通誓死报恩的豪言壮语。而是思之再三，卑恭谦让，”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这种深沉的性格、高尚的情操，世俗侠客望尘莫及。荆柯的深沉性格又表现为决不言在事先、夸夸其谈。如何取信于秦国，找一个怎样的助手，他都殚思竭虑，耗神费日，若不是太子丹猜疑催逼，他是决不肯轻易表露自己的意旨。

 

　　当然，用今天的眼光看，秦统一六国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战国时期，诸侯争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渴望和平和统一，从这个角度看，荆轲自不量力，逆历史潮流而动，最后身死国灭，实在可悲。

 

　　因此，历史上从古至今，人们纪念荆轲，还主要是他那种勇往直前的勇气和信守承诺的义气。这正如司马迁所言：”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这和陕西咸阳荆轲墓墓联：”身入狼邦，壮志匹夫生死外；心存燕国，萧寒易水古今流。“意思是一致的。